tokenpocket网站|汇率双轨制

作者： tokenpocket网站

2024-03-08 01:00:05

从汇率双轨制到汇率并轨（一） - 知乎

从汇率双轨制到汇率并轨（一） - 知乎首发于蛋疼的专栏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从汇率双轨制到汇率并轨（一）蛋疼的蛋蛋话唠，强答界的无畏战士，初级业余民（社）科，大言不惭者，胡说八道惯犯，蛋疼的蛋蛋杨帆将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汇率制度变革分为两个阶段。[1]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人民币汇率被严重高估，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较官方汇率过高，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笔者根据杨帆文中所引用数据测算，1975–1979年的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均高于同期官方汇率50%以上，最高达至68%。1978年8月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所谓“外汇留成，即是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外汇留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现汇（在企业和地方、国家间直接分配外汇数量），一种是额度；且以后者为主。所谓外汇额度，是指按照官方汇率获取外汇的一种权利。其目的是政府直接控制外汇，其办法是，外贸企业必须将包括留成外汇在内的全部收汇，按官方价格售给政府指定的银行，同时按照留成比例拿到一个凭证，即外汇额度。当该企业想使用外汇时，再持外汇额度凭证到银行按照政府规定的汇率用人民币购买外汇”。[2]杨帆将1981年至1984年间划分为转轨时期第一阶段——“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此一时期，贸易内部结算价基本不变，“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为2.8人民币/美元……我国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元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有外汇额度的企业暂时不用，而没有外汇额度的企业却急需用汇，外汇额度交易（合法和非法）及其交易场所就应运而生。[2]1980年到1983年中国银行先后在北京、上海等12个城市开办了外汇调剂业务。张曙光指出，调剂柜台外汇交易价格为贸易内部结算价2.8人民币/美元基础上上浮10%，（蛋蛋注：即3.08人民币/美元），但这仍然低于市场影子价格。随着外汇留成的增加和官方控制的放松，私下的场外交易发展起来……一美元可以兑付4–5元人民币1。这样，外汇额度的价值已经由市场来评价了。一般的交易方式是，（蛋蛋注：有外汇额度凭证的企业）先在银行按照官价提取外汇，出门后再按黑市价格补齐（蛋蛋注：按黑市价格卖给需求外汇的企业或个人）。[2]杨帆提及“（第一阶段）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杨帆将1985–1993年间划分为转轨时期的第二阶段：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付。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这一阶段官价实行以美元为基准的有限弹性汇率制。综合来看汇率恰逢其时的步入了实质性和典型的价格“双轨制”时期。1988年上海首创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公开竞价制度，其它城市也纷纷效仿。这样一来，外汇现汇交易和额度交易就合法化了。[2]1988年后,国家放开了外汇调剂价格,调剂价格根据外汇供求自由浮动。同年,在北京设立了全国外汇调剂中心,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市场。[3]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蛋蛋注：据管涛，1993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年度贸易逆差。），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1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1]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家决定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的并轨。特别要强调的是，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这个“单一”不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是相对于1994年并轨以前的双重汇率制度来说的。双重汇率制度时期，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差价很大，并轨以后，所有的交易都使用了市场形成的汇率，因此，强调了“单一”。[4]参考文献[1] 杨帆.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研究[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04): 59–64.[2] 张曙光. 中国经济学风云史: 经济研究所60年（上卷（II））[M].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7.[3] 汪强. 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D]. 中共中央党校, 2012.[4] 管涛. 四次人民币汇改的经验与启示[J]. 金融论坛, 2017(03): 3–8+18.原书此处为4–5美元，笔者认为明显是张曙光笔误，但这一时期完善资料数量少，又常常埋没在诸多平庸论述中，难以查证。如有错漏还望读者批评指正。↩编辑于 2019-02-28 18:11双轨制汇率中国经济赞同 371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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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_百度百科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汇率双轨制播报讨论上传视频经济术语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汇率双轨制是指企业的出口收汇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必须按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国家，余下部分可按调剂市场汇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据市场供求信号进口盈利商品。中文名汇率双轨制定义企业的出口收汇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必须按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国家，余下部分可按调剂市场汇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据市场供求信号进口盈利商品所属学科经济学时间线：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 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1981－1984，开始尝试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但并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采用了对外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和官方公布牌价并存的双轨制；1985－1993，人民币汇率制度进入实质性改革和典型的价格“双轨制”时期；1994－2005.7.21，汇率并轨，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7.21-，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汇率双轨制_澎湃商学院_澎湃新闻-The Paper

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汇率双轨制_澎湃商学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汇率双轨制邵宇、陈达飞2019-07-25 07:07来源：澎湃新闻 ∙ 澎湃商学院 >字号经济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价格，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中国推动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建设的又一重要表述。商品价格与货币价值互为镜像，价格效应的发挥取决于货币价值的稳定，否则就会出现“货币幻觉”，从而导致过度迂回和资源错配。所以，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均将一般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锚”。但是，在开放经济中，货币还有另外一个“锚”，那就是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前者相当于货币的对内价格，后者相当于货币的对外价格，因为汇率会随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而变化。当货币的内外价格变化不一致时，货币政策便左右为难，具体情况视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政策而定。比如，在出现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时（假如已经升过均衡汇率水平），简单来说，对内，货币政策需要紧缩，利息会上升，而这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可能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收窄（或逆差扩大）。在固定汇率制下，当升值幅度超过一定区间时，就需要央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抛售本币，购进外汇，而这与对内所需要的从紧的货币政策相矛盾。对于中国这样的开放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内物价的稳定，即货币对内价值的稳定。如此，就需要汇率维持一定弹性。这是中国进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逻辑。笔者上篇专栏（《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2019-07-18，澎湃商学院）整体描述了人民币汇率从1949-2019这70年的路径，本文阐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4年浮动汇率制改革之间人民币汇率的故事，更详细地阐述各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第一阶段：1949-1978，固定汇率1949-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1972年以前盯住英镑，1972-1978年盯住一篮子货币，1978年以后盯住美元（管涛，2017）。这一时期基本上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相对应。1971年之前，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之后，美元贬值，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被动升值（参考图1）。图1：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49-1978数据来源：CEIC，BIS，东方证券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币汇率。1952年之前，由于并未设定人民币与黄金的比价关系，加之建国初期的恶性通胀，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1949年，1美元兑80元旧人民币，1950年3月，1美元兑42000元旧人民币，相差525倍。1950年之后物价不断下降，1953年趋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开始企稳。1955年币值改革，按1:10000的比例以新换旧，官方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2.62贬至2.46，人民币一次性升值6%。此汇率一直维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1971年8月，尼克松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美元进入贬值区间，人民币汇率也改由参考一篮子货币决定。随着美元汇率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本轮周期的顶点是1980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平均汇率升至1.45，升值幅度达41%。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大宗商品研究局编制的美元指数从120降至85，贬值幅度为29%。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从145降至120，降幅17%，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45降到103，降幅29%。可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幅度超过了美元的贬值幅度，从而导致人民币被高估。计划经济时期，一方面，经济开放度不高，贸易规模较小；另一方面，外贸部门采取的是“进出核算，以进贴出”的内部核算方式。所以，经济对人民币汇率高估的容忍度较高。改革开放之后，贸易经营权被下放到部委和地方外贸公司，汇率高估压缩了贸易的利润，企业出口积极性不高，财政补贴压力大，结果就是外汇短缺。1980年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2.96亿美元。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二阶段：1979-1994，汇率双轨制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标志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布局。在此期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价格的双轨制，包括汇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汇率双轨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贸易内部结算价与官方牌价的双轨制（1981-1984），二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双轨制（1985-1994）。在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之前，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不同阶段扮演着“锚”的作用，官方汇率向其不断收敛。整体而言，美元汇率先升后贬，人民币官方汇率和有效率汇率指数均不断下行（参考图2），并向美元指数收敛，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在后期出现一定超调。图2：双轨制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79-1994数据来源：CEIC，BIS，东方证券改革开放初期，汇率高估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出口创汇，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汇率体制，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的汇率双轨制。其中，贸易内部结算价按1978年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浮10%定价，设定为1美元兑2.8元人民币，非贸易官方牌价延续以前的定价模式，按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而得。双重汇率制于1981年正式实施。期初，人民币官方牌价——1.5元人民币/美元——远高于贸易内部结算价。相对低估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调动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外汇储备开始不断积累，1981年由负转正（27.08亿美元）。但是，双重汇率制有其天然的缺陷。一方面，汇率双轨制为无风险套利创造了空间，行为人在结汇时会选择较高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而在购汇时选择价格较低的官方牌价，由此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和官方外汇供给短缺的局面。另一方面，1981-1984年，贸易内部结算价固定不变，而官方牌价却随着供求状况和通胀水平不断调整。较低的官方牌价导致供不应求，再加上较高的通胀，人民币不断贬值，外汇不断升值，官方牌价不断向贸易内部结算价收敛，至1984年底重合（参考图3）。在此过程中，相对低估的贸易内部结算价的汇兑优势不断消减，国际收支顺差转为逆差，外汇储备开始下降。1983年是外汇储备是阶段性高点——89.01亿美元，之后不断下降，至1986年变为20亿美元。官方汇率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名存实亡。当局于1985年取消了官方牌价，实施以贸易汇率为基础的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制。但汇率双轨制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图3：双重汇率制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资料来源：丁志杰等（2018），国家外汇管理局进口需求和外汇短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对矛盾，为激发单位出口创汇的积极性，1979年开始实施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允许创汇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一定的外汇使用额度，留成比例依收入的性质和地区而异。这就产生了外汇调剂的需求，官方市场与外汇调剂市场并存，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这才是通常意义上的汇率双轨制。外汇调剂业务始于1980年10月，由中国银行开始办理外汇调剂业务，价格以贸易内部结算价为基础上浮5%-10%，但官方有限价。1985年下半年深圳等地外汇调剂中心成立，10月上海开始进行外汇调剂价格试点，1988年4月上海成立第一家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引入会员制和公开竞价成交方式，调剂汇率限价逐步取消，开始自由浮动。至1993年底，全国各地共建立了121个外汇调剂中心，其中18个是公开市场。（丁志杰等，2018）由于国内经济过热，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1993年2月恢复了调剂市场的限价，但这并没有遏制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反而强化了贬值预期，人民币汇率不断下行。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以市场化的方式调控外汇市场，抛出外汇储备，并再次取消了调剂市场的限价，恢复汇率自由浮动。转轨时期，官方汇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估的水平，并不断向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收敛，其中有3次大幅贬值，分别是1986年7月5日，从3.2贬到3.7，贬值幅度15.6%；1989年12月16日，从3.7贬到4.7，贬值幅度27%；1990年11月17日，从4.7贬到5.2，贬值幅度为10.6%；这是由外汇整体稀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一度超过了10元人民币/美元。1994年汇率并轨前，在央行的干预下，外汇调剂市场上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8.7，官方汇率为5.8，但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额占比为八成。汇率双轨制是经济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安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只要货币的相对价格不止一种，就一直会存在无风险套利的空间，致使汇率均衡难以实现。外汇调剂市场不仅发挥了调剂外汇余缺的作用，还为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试验场。1991年初开始，前期宽松政策的通胀效应开始显现，消费者物价水平不断上涨，至1994年11月，CPI同比最高上涨到了27.5%。货币政策如何兼对内抑通胀和对外稳汇率的双重目标，成为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权衡，使得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重估箭在弦上。（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责任编辑：蔡军剑校对：施鋆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双轨制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外汇天眼：汇率双轨制是什么？汇率双轨制有什么优缺点？ - 知乎

外汇天眼：汇率双轨制是什么？汇率双轨制有什么优缺点？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外汇天眼：汇率双轨制是什么？汇率双轨制有什么优缺点？曹贼哪里跑汇率双轨制是什么？　　汇率双轨制是一种关于出口外汇所规则的制度。在1979年对外贸易变革中所产生的，当然最终是在1981年开端实行的。最终给实行的就是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存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汇率双轨制，在详细一点的含义如下：　　汇率双轨制指的是企业的出口收汇分为两局部，一局部宅男好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国度，余下局部依照调剂市场汇率售出或可自行更具市场供求信号进口盈利产品。汇率双轨制的利与弊　　汇率双轨制的施行待破了单一的外汇价钱形式，构成了比拟灵敏的外汇价钱双规制度，这个制度的施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能够做到对汇价停止宏观调控又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停止外汇市场调理。汇率双轨制能够搞活外汇资金市场，调理外汇供求情况，还有利于外贸企业调整出口本钱，调动出口创汇的积极性。　　汇率双轨制的弊端就是它拉开了现行钱汇价与调剂价的差距，这关于现行钱回家的冲击有很大的而影响，而且它带来的价差锚段，必然会夹杂处线外汇投机倒把的活动。当然那这是需求有关外汇部门去停止增强调剂外会市场的管理、引导、监视和防备。一、汇率双轨制的优点：　　1、双轨制使得微观的个体在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获得了充分时间去进行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使得自身适应市场价格获得资源的方式。制度的变迁它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剧烈的制度变革这也可能导致其中只有了破坏而没有了建设这样的一个方面。　　2、然而双轨制既然为了大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然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通过价格的差距获利的空间，也使得他们不至于因为改革从而失去自己原本所的利益。　　3、计划轨它保证了国有部门的现有生产力发挥和原有产量的执行。然而在市场轨，通过引入了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二者进行了竞争，这其中既增加了产量，然后又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在不破坏原有国有部门的基础引入了新的竞争性因素。二、汇率双轨制的缺点：　　双轨制它进行了长期的运行从而让人们习惯了“双轨制式的思维”。所以双轨制的“余波”尚存，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三、汇率双轨制的影响：　　1、汇率双轨制的实施打破了单一的外汇的价格系统，形成了较之前灵活的外汇价格的双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形成了初级阶段发展。　　2、它可以做到对汇价进行宏观调控也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或者是价值规律进行外汇市场调节。汇率双轨制可以利用活外汇资金的市场，调节外的汇供求。　　除此之外, 汇率双轨制波动的因素其中包括货币或者是汇率、突发事件、国际投机冲击、经济数据的公布甚至是政府要员的言论等。这些都会对其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就需要你对这方面多花精力这个方面了解或是学习了。发布于 2022-07-20 12:18外汇投资外汇汇率赞同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人民币汇率发展历史：1994至今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 知乎

人民币汇率发展历史：1994至今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 知乎首发于人民币汇率发展史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人民币汇率发展历史：1994至今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财怪大美丽前两篇，我们聊了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的转轨期，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人民币汇率发展历史：1949~1978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的变迁人民币汇率发展历史：1979-1993 转轨期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自1994年我国开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其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期间经历了几次“暂缓”市场化、并临时恢复“固定汇率”的时刻。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逐步的、渐进式的发展，虽然我们平时提到的“汇改”主要是几个大的时刻：1994年1月1日的汇改；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2015年8月11日的汇改。但是除了这几个时刻之外，其他时间也陆续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汇率改革政策。今天，我们以三个重大汇改时间节点为划断时点，来看一看每个时期中人民币汇率都是如何变化的、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受篇幅影响，关于市场化改革我们将分“上、下”两部分来说。这一篇主要聊一聊2004年至2015年之间的汇率变革。关于2015年811汇改后的“后汇改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们留待下一篇再聊。1994年汇改上一篇我们讲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在“双轨制”运行。到“双轨制”运行的后期，“市场汇率”已经控制了全国80%的外汇交易，而“官方汇率”基本属于“名存实亡”的状态。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基本方针，随后一系列财政、金融、税收、外贸、价格等多方面的政策纷纷出台。199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重大汇率改革：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次汇改的主要内容有：汇率并轨。取消汇率双轨制，取消“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价格，只保留“官方汇率”。“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33%，从5.2 贬值到 8.7，向原有的“市场汇率”靠拢。强制结售汇。取消原来对外贸公司的特权制度：“外汇留成制度”。外贸易公司赚取的外汇必须在银行换汇成人民币。外商投资企业暂不纳入银行结售汇系统，仍然允许其保留外汇，可以在外汇调剂市场继续办理本外币兑换。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有条件的）。由于外贸公司被强制结汇，那么与之相应的，在需要使用外汇进行交易的时候，也要让外贸公司可以获得外汇。中资企业凭相关凭证就可以直接到银行柜台购汇办理对外支付。在此之前，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兑换是“行政审批制”的。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和个人经常项目用汇不予供汇。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自求平衡。若确有购汇需求，需经过外汇管理局的审批，才能到外汇调剂市场购汇。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的地点改成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取消由外汇管理局直接管理的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实际在1998年才正式取消）银行间外汇市场采取会员制，会员才可以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外汇交易。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银行间外汇市场作为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中心，有需求的会员可以公开竞价方式，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外汇交易。“单一的”：盯住美元。这一时期的汇率政策并没有考虑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交易的基准价格由央行每天公布，央行会参考各会员的报价。“浮动汇率”：央行设定汇率浮动目标，每日的汇率浮动不可超过基准价的0.3%。1994年汇改后，外汇整体的形式非常和谐平稳，我国对外贸易也蓬勃发展，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作为本次汇改的“补丁”。例如：1998年，彻底取消外汇调剂业务。（1996年放宽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兑换后，连外商投资企业也不需要到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外汇了，那么外汇调剂业务也不再被需要。）2001年，外汇局会同证监会等部门推出QFII制度。对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兑换进一步放开。（QFII制度意味着外资可以通过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并且审核批准后可以按投资需求换汇。相当于开放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投资性需求的兑换。）1994年的汇改虽然大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拉动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本次的汇改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本国货币贬值带来的国内物价暴涨和严重的通货膨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打断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1997年，东亚大部分国家的主权货币都被做空，纷纷贬值。以本币计价的资产贬值严重，国家财富被洗劫。我国当时的判断是索罗斯等人的做空行为可能与政治挂钩，尤其是索罗斯过往赞助过多个带有政治意味的NGO，大搞颜色革命。再加上当时刚好是香港回归的时间节点，所以我们对待这次以索罗斯为首的做空行为持有谨慎对待的态度。由于政治层面的考量，我们在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暂停了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重新启用“固定汇率”政策，坚定的维护了人民币和港币的汇率。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一个是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尤其是保护港币的汇率，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主战场港币汇率市场，基本上当时就是你要卖多少港元，我们就按照官方汇率接多少港元。当然，买港元支付的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美元。二是对出口行业的抑制。由于我们使用“固定汇率”，导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是大幅升值的。升值就意味着出口的竞争力比不过别人。亚洲金融危机后，泰铢、日元、韩元等都大幅贬值，使得他们的产品比我们的更加便宜，抢回了很多外贸市场份额。那两年，我国东南沿海的外贸公司经营艰难，倒闭了很多。不过虽然代价很大，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经此一役，我国在亚洲地区确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领导地位。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牺牲本国经济和外汇储备为代价，维持住了本币汇率，避免了整个亚洲国家的货币进入螺旋贬值的通道，稳住了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实行“固定汇率”，而是也像其他国家一样为了保本国的经济和财富，而选择本币贬值，那么亚洲国家之间就可能会进入“竞相贬值”的地步，只为了在出口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毕竟亚洲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上主要负责生产制造，主要负责向消费国输出产成品，获得外汇。因此，贬值通常会更加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竞争优势。当时，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实力第一的国家，完全没有抗住美元的做空，还没有打就投降，从95年的80元一路贬值到98年的接近150元。这也是后面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诟病的地方。也正式因为我国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的作为，使得我国在未来的多年中，与东盟整体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交流也更加的频繁，使得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提升。2005年721汇改再说回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来。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被钉在了1 : 8.27。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出口量连年高速增长，连年贸易顺差，赚取了大量的外汇。那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幅惊人，从2000年底的16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年底的6100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40%。这种赚钱速度势必引起发达国家的不满。加入WTO后不久，G7集团就开始要求我国放开汇率管制、放手让人民币升值。我国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从自身的角度也希望我国的汇率制度可以更加的灵活。再加上到2004、2005年这个时间节点，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裕了，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来应对汇率的波动。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重新启动。2005年7月21日，央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次汇改以及随后陆续出台的配套“补丁”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宣布结束央行维持了长达7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制度，重启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根据我国的多边贸易、投资、外债等情况，选择“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定价。“一篮子货币”的实施在后续多年的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汇率稳定器”。报价机制更加市场化。每日收盘价作为下一日的中间价。丰富交易类型。在即期交易的基础上，陆续引入了远期、掉期、期权等交易方式。逐步放大汇率浮动范围。2007年5月，0.3%-->0.5%；2012年4月，0.5%-->1%；2014年3月，1%-->2%。前面提到，在2005年当时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对人民币有很强的升值预期。当2005年721重启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人民币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单边升值，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才结束这一趋势。这次为什么没有像1994年那样一步贬值到位呢？2005年721汇改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主动、可控、渐进”**的汇率改革。其中“渐进”的原则说明我们是不希望汇率升值一步到位，希望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外贸公司做准备。站在现在的时点回头看，当时的汇改操作上还可以做的更好，尤其是对于长达三年的单边升值的管理。可以说，2005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几乎每周的收盘价都要高于开盘价，人们在任何一个时点换购美元都是最优选项。而这种预期会进一步强化趋势。如果当时能引入后来的“逆周期调节因子”，或者日内浮动从300个基点扩大到3000甚至更高，再或者在连续多日升值后央行时不时的介入控制以下汇率的趋势，打破市场对于趋势的信仰，是不是能使得当时的汇率变动更加的合理？“次贷危机”后，人民币重回固定汇率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人民币暂停了升值步伐，重回“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对汇率的成功管理，以及后续带来的正面效果，在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再次选择稳住汇率，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窄幅波动，没有参与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在稳定了外需的同时，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10年，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次贷危机之后，为了缓解市场上干涸的流动性，也为了挽救美国经济，美国宣布启动量化宽松，天量的美元被印了出来，美元有很大的贬值需求，美元指数一直萎靡不振。而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721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弹性，人民币重新进入升值通道。自2010年汇改重启以来，人民币汇率又像2005 ~ 2008年一样进入单边下跌行情。当时，美元贬值 + 中国常年的贸易顺差 + 我国巨量的外汇储备，都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巨大的压力。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全部看涨。一致的升值预期，使得人民币多次上演“极端行情”。外汇市场上经常出现没有足够对收盘的现象：开盘没多久，就触及浮动上限，买单上积累了大量的美元无法兑换成人民币。尤其是2012年，本已经转头贬值的人民币汇率，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又从上半年一边倒的贬值预期，到10月份之后的即期市场汇率频频触及“涨停”的“过山车”行情。2015年811汇改2014年10月，美国结束了自“次贷危机”以来的量化宽松，美元不再贬值。在之后短短的半年里，美元快速升值，美元指数重回100，要知道，美元指数在2014年8月份（量化宽松结束前夕）还只有80。受美元影响，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趋缓，201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也终于停止了单边升值的趋势，转头下跌贬值。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吧，我国当时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完全跟不上美元升值的速度，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波动和差距也过于巨大，因此，我国开始酝酿下一轮汇率改革的政策。真正促使我国推出新一轮汇改方案的导火索，是2015年的牛市以及随后的股灾。2015年股灾后，有大量资金想要出逃。若人民币汇率是完全市场化，也倒还好，但我国当时的汇率制度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那么美元出逃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和财富的。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本来2014年，投资机构按照1美元换6.2元人民币进入我国股市，在大盘2250点进入了我国股市。结果到2015年4、5月，在4500点退出了股市。相当于是6.2元人民币变成了12.4元人民币。然后这会儿我们的汇率居然还在6.2呆着，如果直接兑换的话，相当于是变成2美元了。可实际上，美元指数已经从一年前的80涨到了100，相当于美元已经涨价25%了。而这部分涨价并没有在汇率中体现。这部分没有被体现的价格变化，或者说财富变化，就变成了外商投资机构多赚取的财富。从哪里赚来的？从我们国家口袋中投机赚来的，损害的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央行急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短期来看，是希望人民币能进入贬值的通道，贬值更加顺畅。长期来看，则是希望人民币的汇率能更加市场化、更加多元化、更加灵活。在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 “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2015年811汇改的主要内容如上所说：报价机制纳入更多货币以维持汇率的灵活稳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 前一日收盘价 +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同时为修正人民币中间价与市场均衡汇率大幅偏离的状况，降低人民币价格扭曲程度，央行也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一次性贬值1.86% 。811汇改重要的意义在于：真正的纳入一篮子货币，更能满足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多边供求关系，让人民币更加的灵活且稳定，富有弹性、又富有韧性。与1994和2005年的汇率改革相比，811的汇率改革很难说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改革。811汇改似乎更像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准备。在811汇改后，又陆续出台了其他的一些汇率改革政策：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批准人民币纳入SDR，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式拉开序幕。 2017年5月，引入“逆周期因子”。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变为：中间价 = “收盘汇率” +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 “逆周期因子”。这些我们留待下一篇“后汇改时代”再详细聊一聊。总结我国自1994年正式推进人民币市场化改革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不过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越来越开放、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也越来越深入，央行处理和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金融风险的时候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在一伦伦的金融和经济周期中，人民币汇率也更加富有弹性和韧性。下一篇，我们来聊一聊“后汇改时代”，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以及产生的影响。发布于 2023-08-11 23:11・IP 属地北京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汇率赞同 182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人民币汇率发展史了解人民币汇率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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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汇率并轨的始末与纠结 _澎湃商学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汇率并轨的始末与纠结邵宇、陈达飞2019-08-01 06:44来源：澎湃新闻 ∙ 澎湃商学院 >字号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扭转了人民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由弱转强。1994年汇改之后，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是中国开始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本阶段人民币汇率的一个特点是硬盯住美元，长期被维持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随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名义与真实）同步波动。本文为“人民币汇率70年”专题的第3篇，阐述1994年汇率并轨的始末、细节与纠结之处。始于1988年的经济下行周期于1991年开始逆转，并于1992年初开始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至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6.4%、13.8%和24.1%，其原因在于前期过度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M2增速在1990年为28.9%，1993年上升到46.67%，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次高水平，仅次于1979年的49.2%。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增速也快速增加，剔除债务支出后的政府支出增速在1993年达到30.3%，相比1992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内需增加在贸易收支上也有所体现。1991-1993年间，进口增速均超过出口，其中1993年超出21个百分点，国际收支差额自1992年开始不断下降，1993年出现逆差119亿美元，外汇储备也随之下降。1978年至1994年是转轨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与之相对应的是价格的双轨制，汇率制度则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前者调节计划内的外汇收支行为，后者调节计划外的外汇收支行为。官方汇率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调剂市场汇率于1988年4月起开始自由浮动，1993年2月重新限价，并于当年7月再次放开。1994年汇改之前，国内经济过热导致进口需求增加，外汇供不应求，外汇调剂市场上，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与官方汇率的差距越拉越大，套利的空间难以消除，官方汇率高估难以维持。汇率并轨和人民币汇率重估势在必行。1994年汇改的主要内容1994年汇改的主要目标是“稳定汇率、增加储备”，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官方汇率与外汇市场调剂汇率并轨。汇率并轨前，外汇市场调剂汇率一度贬至11元人民币/美元，在央行的干预之下升到8.7的位置，但仍低于官方汇率。汇率并轨后，原来的官方汇率从5.8贬至8.7。表面上看，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了50%，但基于交易量加权的人民币汇率整体上贬值幅度低于10%，管涛（2017）认为贬值幅度仅为6.7%。汇率并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人民币汇率高估的难题。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并轨在决策层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央行是坚定的支持者，这被认为增加了一个调控经济的工具，而且简化了汇率政策。但关于人民币应该升值还是贬值，意见出现了分歧。当时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制定的是朱镕基副总理，他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其主要工作目标之一是抗通胀。故对内来说，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名义升值会导致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导致出口部门出现更严重的收缩。汇率并轨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在快速上升，最终于1995年初超过名义有效汇率，并在整个90年代都位于其上。1993年，经常账户由正转负，全年逆差119亿美元，加之外汇储备供不应求，再加上制造业部门的利益诉求，最终使得对内目标服从于对外目标，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50%，向较低的市场汇率并轨。官方对于本次汇率并轨政策目标的阐述是：增强出口部门的竞争力，扭转贸易赤字状况，以及提高国际贸易规模。其结果就是，1994年之后，经常账户收支顺差扩大，外汇储备不断积累，以及出口和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第二，取消外汇留成制，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在外汇短缺的时代，集中管理，有助于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如保证特定行业或产品的外汇供给等。在实施方式上，办理结售汇业务的银行有外汇周转头寸限额，一旦结售汇头寸高于或低于周转头寸限额，就需要在外汇市场抛售或购买，而作为对手方的央行，可以通过报价管理的方式调节外汇供求关系和汇率，因为央行报的买价就是最低价，卖价就是最高价。比如，在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时，央行可以在既定的价格上买入，从而使得更低的价格无法成交。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缓解了外汇供求不匹配的难题。第三，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和公开竞价成交方式，以央行公布的基准价为参考，每日波动幅度限定在±0.3%以内。低波动区间限制使得日内投机性交易无利可图，限制了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丁志杰等（2018）统计了1995年7.21日至2005年7月21日共2483个交易日的价差，仅有351天（占比14.1%）超过交易手续费——25个基点，大多数时间都在10个基点以内（参考图1）。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银行间外汇市场在初期仍主要发挥着外汇调剂的功能，只是交易对手方从原来的企业变成了商业银行和央行。图1：1995~2005年人民币汇率每日最大价差除此之外，本阶段还实施了以增值税为基础的出口退出制度（退税率平均约10%），以及经常账户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积累快速增加，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8188亿美元，2006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10663亿美元）。1993年的经常账户逆差为11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3.34%，1994年扭亏为盈，实现776亿美元的顺差，占GDP的比例为1.57%。关于汇改后经常账户改善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出口退税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而非汇率贬值。汇率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走势与逻辑图2为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汇率走势。并轨后的前一年半时间，人民币双边汇率逐步从8.7逐步升至8.28，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到2005年“7•21”汇改。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美元有效汇率同步波动，2002年之前不断升值，之后不断贬值。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和波动率相对较低。图2：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94-20051994年汇改之后，与“破九望十”的市场预期相反，人民币反而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部分原因在于经常账户扭亏为盈和国际资本加速流入。至1998年10月，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从8.72升至8.28，升幅5%。同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从79.74上升到91.43，升幅14.6%。由于通货膨胀率下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从66.55升至94.66，升幅达42.2%。为稳定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防止名义有效汇率过快上升，央行开始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抛售人民币，购进外汇，官方外汇储备快速积累。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升值还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1997年2月的泰铢危机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开始竞争性贬值，但中国官方向外宣称人民币不贬值，故而与美元汇率同步升值。承诺不贬值可以强化中国和人民币国际形象，但更重要的是预期干预，缓解资本流出。而且，贬值还会加重企业的外债负担。朱镕基副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是人民币贬值的坚定反对者，认为这会危害金融体系，触发金融系统性风险。作为竞争性贬值的替代性措施，中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抵御危机，基建投资增速提升，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配合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中国较好地实现了对外“稳汇率”和对内“稳增长”的政策目标。但是，M2同比增速仍在不断下行，直接导致了1998-2001年的通货紧缩。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使美国进入降息周期，美元指数不断下行，人民币汇率也随之下降。该趋势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2001年还是中国加入WTO的年份，从此中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国际收支逆差（或低顺差）和储备不足的矛盾逐渐转化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储备相对过剩的矛盾，外汇储备的积累和强制结售汇制度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引发国内通胀风险上升，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因此被削弱，原因之一就在于固定汇率难以发挥调节和缓冲的作用。与此同时，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声音越来越大，如IMF在评估报告中称人民币被“显著低估”。2003年9月，美国政府开始抱怨人民币低估，其他G7国家也加入到美国的阵营。早在2005年2月，美国的两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就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要求中国在180天内将人民币汇率升值到其公允价值，否则就对中国征收27.5%的关税。这被认为是人民币低估的程度（Steinberg，2015, p.107）。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2003年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要求，与美元脱钩和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改革蓄势待发。但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币值重估的着眼点永远是在国内。我们在后面的专栏中还将从制度视角来分析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责任编辑：蔡军剑校对：张亮亮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并轨#1994汇改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结构性演进｜央行与货币_腾讯新闻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结构性演进｜央行与货币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讲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陈胤默

自199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每十年左右一期的三个阶段。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宏观环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汇率并轨、波幅扩大和中间价改革的结构性演进历程。在各个阶段，本文都梳理了主导型改革与配套性改革，并对汇改效果进行了评估。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形成了采取渐进式汇改策略、避免汇率短期内大起大落、保持适当资本账户管制、通过国内结构性改革为汇改提供有力保障等历史经验。实现自由浮动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但短期内很难一步到位。在过渡期内，建议设立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资本流动管制。

引言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纵观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自1994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以十年左右为一期的三个阶段，即分别以汇率并轨、波幅扩大和中间价改革为重心的结构性演进历程。

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人民币在全球交易结算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当前，世界显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并存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亟需对人民币汇率历次汇改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以更好地应对内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明确未来汇改的方向和路径，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准备。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会影响该国最优汇率制度选择（Frankel，1999）。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新兴经济体较多地选择了爬行钉住汇率制或管理浮动汇率制，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的新兴经济体并不多（路继业和张娆，2021）。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尚未建立相对完善的财政和货币制度，其很难维持浮动汇率制（Calvo和Mishkin，2003；Obstfeld，2004）。

相对而言，发达经济体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由浮动汇率制来降低其他经济体宏观政策对本国的溢出效应（Rohit和Dash，201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度汇兑安排及汇兑限制年度报告》，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仅有中国没有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汇率制度演进显著滞后于自身国情国力发展，当前应选择偏自由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或自由浮动汇率制（陈中飞等，2018）。事实上，在2015年“811汇改”后，中国央行已经开始将汇率制度由“类爬行安排”过渡到浮动汇率制的尝试（余永定和肖立晟，2017）。

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会何去何从？汇改模式和时机选择是解答该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汇改模式而言，中国央行并没有完全遵照发达国家汇改经验，一步到位地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是采取渐进式汇改策略。易纲和汤弦（2001）指出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

同时，一个国家的最优汇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需要根据该国发展状况进行抉择（Frankel，1999）。诸如，经济总量、通胀水平、金融一体化程度等宏观经济因素都会影响汇率制度选择（Heller，1978；Yeyati等，2010）。

就汇改时机而言，中国央行往往会选择宏观环境较好时期进行汇改。成功的汇改往往需要具备良好的宏观环境。在适宜的宏观环境下进行汇改，可以降低汇率失衡的压力，避免出现“资本流出（汇率贬值）—经济衰退—信心丧失”的恶性循环，以及避免汇改本身被误读（缪延亮，2019）。具体而言，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变化较好地刻画了中国央行面临的宏观环境不确定性（见图1）。

在2001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面临持续为正的外汇市场压力（仅在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期间面临短暂负向压力）。2014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指数开始走强。自此，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底期间，中国转为面临持续为负的外汇市场压力。2017年至今，中国面临的外汇市场压力在规模和趋势上逐渐减弱，日益体现出双向波动的特征。

当前，中国面临国内外宏观环境不确定性较大，这增加了下一阶段人民币汇改的模式和时机选择的难度。2022年3月，美联储开启陡峭加息缩表进程。从历史上来看，每当美联储进入货币政策紧缩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短期资本大量外流、本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国内风险资产价格下跌、本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不利冲击（张明，2021）。加之，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

本文致力于对1994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行系统梳理，将其总结为“三大阶段、两种方式、一个目标”。“三大阶段”是指，自199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以十年为一期的“三大阶段”，也即以汇率并轨（1994年至2005年上半年）、扩大波幅（2005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和中间价改革（2015年下半年至今）为重点的结构性演进历程。

“两种方式”是指在每一阶段，中国央行均采取了主导性改革和配套性改革相结合的方式。“一个目标”是指，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受制于国内外复杂的宏观环境，该终极目标在短期内较难实现。在过渡期内建议设立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汇率宽幅目标区制度。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区分主导型改革与配套性改革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评价汇改效果。

第二，本文总结出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四条经验。其中关于保持适当资本账户管制以及通过重要结构性改革来保障汇改成果这两条经验，尤其值得重视。本文提出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完整、系统地理解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帮助读者更好地判断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演进路线与未来方向。

第三，本文根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结构性演进，提出汇改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由浮动，过渡期目标是设立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汇率宽幅目标区制度。从汇率制度设计视角，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这样的大型开放经济体为探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汇率制度改革奠定基础，为实现全面扩大开放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实现路径。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1994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三大阶段”（见表1）。一是1994年至2005年上半年，汇改重点是汇率并轨；二是2005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汇改围绕扩大波幅展开；三是2015年下半年至今，汇改重点是中间价改革。

下文首先对历次汇改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

其后，本文参考张明（2011）的汇率形成机制评估方法，从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名义汇率调整灵活性、汇改目标是否实现、人民币升贬值预期、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对三次重大汇改进行综合评价。

（一）1994年至2005年上半年：双轨制向单一汇率制转型的过渡阶段

1994年至2005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迎来第一个重要改革阶段。标志性汇改事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双轨制向单一汇率制的转型。该阶段，汇改的主要目标是“稳定汇率，增加储备，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

1.汇改背景

中国央行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是为了更好地顺应国内外宏观环境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迫使中国重新思考改革方向。

1990年，中国GDP增速仅为3.9%。在内外压力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汇改前夕，中国面临资本大规模外流，宏观经济过热的情况。一方面，1992年至1996年，中国面临规模高达875.3亿美元的资本外流（李扬，1998）。

另一方面，1993年，名义GDP增速高达13.9%，通货膨胀高达14.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61.8%（谢伏瞻等，2018）。同时，经常账户逆差为119亿美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17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211亿美元。

在内外部压力下，汇率双轨制已无法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一方面，汇率双轨制滋生寻租和腐败行为。在1994年以前，中国汇率制度实行双轨制，呈现出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1993年底，八成外汇交易采用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交易，仅有两成外汇交易采用官方汇率交易。由于外汇调剂价格持续高于官方价格，这给寻租和腐败行为提供了套利空间。

另一方面，汇率双轨制已无法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对外开放”作为长期基本国策。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方面的配套改革亟需推进。汇率作为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重要变量，“一市两价”的外汇市场格局已无法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

在此背景下，中央明确了该阶段的汇改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全面深化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明确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这表明中央已下决心推动市场经济改革（谢伏瞻等，2018）。

2. 汇改内容

（1）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

这一阶段的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实行汇率并轨。1994年初，中国央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央行将官方汇率（1美元兑5.8元人民币）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1美元兑8.7人民币）并轨，境内所有本外币转换均使用统一汇率，即1美元兑8.7人民币。这意味着在汇改发生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实现一次性的显著贬值。

二是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央行在新旧体制转换过渡期内采用一些过渡性安排，以保障汇率制度平稳运行。1994年，中国央行使用18个主要外汇调剂市场的加权平均汇率作为汇率中间价。

三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采用让人民币汇率暂时性盯住美元的临时应对措施。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给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人民币汇率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中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该时期，中国央行采取让人民币汇率暂时性盯住美元的措施。

（2）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

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围绕着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展开，具体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

一是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4年，中国政府建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CFETS）。二是完善配套汇率制度改革。实施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等措施（管涛，2018）。三是改进外汇管理体制。

1996年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四是资本账户渐进开放。2002年，建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跨境证券投资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3. 汇改效果与评价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汇改是相当成功的。

第一，汇改目标基本实现。“稳定汇率，增加储备，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是1994年的汇改目标。1994年至2005年上半年的汇改的主要成就是实现汇率并轨，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交易市场，逐步完成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

第二，名义汇率调整灵活性增强，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提高。1994年成为人民币由弱转强的分水岭（管涛，2018）。从1994年至200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2-8.7的区间。

第三，汇改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汇改后，经济发展势头逐步向好，外汇储备稳步增长。1994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5%，外汇储备从516亿美元增长至6099亿美元。此外，汇率并轨解决人民币汇率高估难题，并从制度上解决双轨制引发寻租与腐败行为的问题。

第四，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位，没有形成进一步贬值预期。1994年的汇改让汇率贬值接近50%。这次汇率贬值不仅没有让国内通胀失控，还大大促进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发展。从本质上来看，1994年汇率并轨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一次性大幅贬值。

这次贬值的背景是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在汇率并轨前存在严重高估，而这次贬值是对汇率高估的修正，是顺应市场供求关系而动。由于这次贬值幅度相当之大，让市场产生贬值到位的心理，因此贬值之后不仅没有形成进一步的贬值预期，反而随着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持续升值预期。

总结而言，1994年汇改是相当成功的。1994年汇率并轨是中国外汇史上难得的一次性大幅贬值尝试。这次贬值尝试再加上若干重要的制度层面的配套性改革，为中国出口导向行业的腾飞，乃至为中国2001年入市后经常账户的强劲表现，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2005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尝试阶段

2005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迎来第二个重要改革阶段，标志性汇改事件是2005年“721汇改”。

“721汇改”标志着中国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尝试阶段。“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该时期汇改的主要目标。

1. 汇改背景

动荡的国际环境使汇改一再被搁置。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开始全面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事实上，中国央行早已着手研究下一步的汇率制度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被列入2001年下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计划。然而，国际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得酝酿中的汇改一再被延后。

具体而言：一是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全球股市动荡。二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暴发，美联储大幅降息导致美元走势在2002年逆转。三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被国际化。

2002年年底，时任日本财务省主管国际事务的副财长黑田东彦发文，声称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管涛，2018）。四是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爆发，这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良好的国内经济为汇改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该时期内，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00年至2004年，中国GDP增速从8.5%上升至10.1%，经常账户顺差从204亿美元增长至68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407亿美元增长至6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56亿美元增长至6099亿美元。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汇改做好了铺垫。

在此背景下，中央明确了该阶段的汇改目标。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下一阶段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定下总基调，人民币汇改总体目标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会议对汇改和其他金融改革的顺序形成大致共识，认为在汇改之前应该先行完成银行部门改革、放松外汇管制以及发展外汇市场等前期工作。

中国政府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汇改的启动做好铺垫。在2005年“721汇改”之前，中国政府具体做了如下准备：一是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消部分对资本账户交易不必要的管制；二是完成商业银行改革重组，剥离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商业银行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三是放宽个人和企业经常项目下交易限制。

2005年国内外宏观环境良好，终于迎来汇改的时间窗口。2005年上半年，世界经济运行平稳，国内经济较快增长，通货膨胀相对较低，前期准备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汇改的时间窗口开启（管涛，2018）。就政策缓冲空间而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外汇储备规模充足，国内货币错配程度也较低（缪延亮，2019）。

2. 汇改内容

（1）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

该阶段，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2005年实施“721汇改”，中国央行果断进行重大调整。汇改内容包括：一是一次性调整汇率水平。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从8.28上升至8.11。二是改革汇率调控方式。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三是改革中间价定价机制。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市场加权价确定”改为“参考上一日收盘价确定”。四是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

第二，“721汇改”的后续改革主要围绕扩大汇率波幅展开。在“721汇改”之后的十年间，中国央行围绕着扩大人民币汇率每日波动幅度进行边际改革。2007年5月，中国央行将日浮动幅度由0.3%扩大至0.5%；2012年4月，上述波幅扩大至1%；2014年3月，上述波幅进一步扩大至2%。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暂时性盯住美元的措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人民币汇率采取暂时性重新盯住美元的措施。人民币汇率暂时性盯住美元持续了18个月。

（2）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

这一阶段的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外汇市场建设日渐完善。具体而言：一是在银行间市场丰富交易主体，增加交易品种，引入新的交易方式和制度安排，包括在即期外汇市场引入“两非机构”，开办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引入询价交易模式和做市商制度。二是扩大结售汇市场办理主体和业务范围，实施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三是进一步放宽汇价和头寸管理，增强银行自主性。四是着手构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覆盖中国香港、英国伦敦等地。其中，中国香港占主要地位。截至2021年6月，中国香港人民币国际支付交易全球占比高达77%（张明和潘松李江，2022）。

第二，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在机构用汇方面，中国央行不断扩大QFII和QDII的规模和投资范围。2006年，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2013年至2015年上半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在个人用汇方面，为便利市场主体持有和使用外汇，中国央行陆续出台个人结售汇优惠政策。2007年，个人年度购汇总额从2万美元提高至5万美元。

3. 汇改效果与评价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汇改目标基本实现，取得阶段性成功。具体而言：

第一，汇改目标基本实现。该阶段“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汇改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有所提高。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外汇干预程度下降。2005年“721汇改”后，中国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有所下降，人民币汇率弹性化取得显著进展（张明，2015），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所增强（胡再勇，2010）。二是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提高，获得国际认可。该时期，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较好环境。

2015年，人民币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这反映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化货币的广泛认可（张明和李曦晨，2019）。

第三，名义汇率调整灵活性有所增强。事实上，在2005年 “721汇改”后，中国实行了以“汇率篮子、波动范围和爬行速度”为核心的BBC制度（Eichengreen和Razo-Garcia，2006；张明，2011）。这种制度可以兼顾汇率调整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因此受到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青睐。

第四，汇改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经常账户失衡状况显著改善。2005年汇改目标之一是通过汇率调整实现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大体平衡。2009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常账户失衡已不复存在（张明，2018）。

第五，在应对人民币升贬值预期时，中国央行没有一次调整到位，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不能顺应市场供求的变动进行调整。这是该阶段汇改的不足之处。一方面，中国央行在面对升值压力时，没有让人民币汇率一次升值到位。

2005年至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持续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没有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到位，而是采用外汇市场上购买美元、通过冲销行为对冲购买美元导致的国内流动性过剩等方式来进行应对。这就造成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与外汇储备飙升，进而产生一系列福利问题与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央行在面临贬值压力时，又没有让人民币汇率一次贬值到位。在2014年至2015年“811汇改”前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持续的贬值压力，中国央行采用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美元的方式进行应对，而非采取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贬值到位的措施加以应对，这就造成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以及市场贬值预期的加强。

笔者认为，中国央行此阶段汇改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在这10年间，中国央行主要通过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来维持汇率稳定，由此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过多的外汇储备除意味着投资收益偏低与国民福利损失外，还会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与央行冲销压力，由此也会增加市场的扭曲（Zhang，2012）。

其二，在2014年至2015年“811汇改”之前，市场上积累较大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压力，这给“811汇改”造成较大挑战。这种贬值压力的积累，本身就说明人民币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推进。

总结而言，2005年“721”汇改仅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这表现为汇改目标基本实现，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有所提高，名义汇率调整灵活性有所增强，经常账户失衡状况显著改善。由于中国央行没有一次调整到位，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不能顺应市场供求的变动进行调整。因该阶段汇改不够彻底，这也增加了下一阶段汇改的难度和挑战。

（三）2015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的调整与重要尝试阶段

2015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币汇率迎来第三个重要改革阶段，标志性汇改事件是2005年“811汇改”。

此次汇改是中国央行进一步推动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实现汇率制度由“类爬行安排”向浮动汇率制过渡的重要尝试（余永定和肖立晟，2017）。“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该阶段汇改的主要目标。

1. 汇改背景

国内外宏观环境出现较大变化。一方面，自从2014年第二季度起，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开始出现持续的逆差。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0-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结束后，国际宏观环境出现较大变化。随着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指数从2014年9月起开始升值。

当时，人民币汇率大致盯住美元，美元的走强使得人民币跟随美元兑其他货币呈现显著升值态势（辜朝明，2019）。从2014年第一季度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低估状态转为高估状态（图2）。

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更加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一方面，为适应宏观环境变化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特别是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的需要，中国央行需要推进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当时较强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之间出现较大幅度的偏离，这不仅影响中间价的基准地位和权威性，也使得市场汇率动辄“跌停”，制约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改善（管涛，2018）。

在此背景下，2015年中国央行实施“811汇改”，开启以调整中间价定价机制为重点的第三阶段汇改。

2. 汇改内容

（1）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

这一阶段的主导型汇率改革是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811汇改”。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经历了从单因子到双因子、再到三因子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

第一，单因子定价机制。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强调中间价报价要参考前一日收盘价，实施“中间价=收盘价”的单因子定价机制，组织中间价报价行改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形成机制。“81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预期明显增强，一度形成了人民币贬值预期与短期资本外流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不利局面。

第二，双因子定价机制。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即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自2016年初，中国央行开始实施“中间价=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双因子定价机制。双因子定价机制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制定要同时参考前一日收盘价，以及相对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

第三，三因子定价机制。在双因子定价机制引入后，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有所缓解，但尚未根除。2017年5月，中国央行宣布实施“中间价=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三因子定价机制，以遏制市场单边贬值预期。

三因子定价机制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制定要同时参考前一日收盘价、相对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以及逆周期因子。在逆周期因子引入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单边贬值预期显著削弱并最终消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入双向波动时期。

（2）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

在这一阶段，汇改的配套性改革措施主要围绕如何遏制市场单边贬值预期而展开，具体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中国央行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来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规模反向公开市场操作的结果是，2014年6月至2016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缩水。

二是为缓解外汇市场上美元供不应求的压力，中国央行从2016年起开始加强对外币计价的短期资本外流的控制。从2016年下半年起，短期资本外流的管控对象从外币计价扩展至所有货币计价。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中国逐渐形成跨境资本“宽进严出”的局面，并延续至今。

三是逐渐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先后推出“沪港通”（2014年）、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2015年）、“深港通”（2016年）和“债券通”（2017年）等跨境证券投资新机制。另一方面，在个人投资渠道方面，2021年开始实施“跨境理财通”以扩宽居民部门的跨境投资渠道。

3. 汇改效果与评价

综合来看，该阶段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汇改时机的选择值得商榷。从汇率效果来看，该阶段的汇改并不彻底，没有彻底打消人民币贬值预期。

第一，本次汇改难言获得全功。从汇改效果来看，“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中国央行也逐渐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肖立晟等，2021），但本次汇改并不彻底。

第二，名义汇率调整灵活性有所增强。2015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一次关键性突破（管涛，2017a）。“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更强（肖立晟等，2021）。波动性增加的汇率能够更好地发挥国际收支调节与缓冲外部负面冲击的作用，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黄文静等，2022）。

尤其是最近五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双向波动态势更加明显，这与同期内中国央行基本上退出了常态化干预密切相关。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第三，改革时机的选择影响到汇改在资源优化配置中作用的发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均不好，2015年是历次汇改中难度最大的一年（缪延亮，2019）。因此，“811汇改”在时机选择上，仍是值得商榷的（张明，2016）。

这表现为，一是在“811汇改”后，中国外汇储备一度缩水了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重大损失。二是在“811汇改”之后，持续的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速度显著放缓，各类货币国际化指标均明显下降。三是资本管制尤其是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811汇改”之后显著加强，并呈现出鲜明的“宽进严出”的不对称特点。

第四，就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而言，不断调整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事实上增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不透明程度。尤其是，学者们就三因子定价模型的评价不一。有学者指出，逆周期因子降低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何青等，2018）。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引入创造性地解决汇率制度“中间解”，即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政策公信力问题（管涛和殷高峰，2022）。

但另一派学者则指出，相比于人民币定价的单因子模型，更多因子的加入事实上使得人民币汇率形成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显著下降，事实上也重新增强了央行对汇率中间价的影响力。逆周期因子作为稳定汇率波动的政策工具，在短期内适当使用较为适宜（张明和陈胤默，2020）。

第五，该阶段的汇改没有彻底打消人民币贬值预期。由于汇改并不彻底，给外汇市场变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强化迫使中国央行不得不采用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收紧资本外流管制、干预香港离岸市场等手段来稳定人民币汇率，这造成2015年“811汇改”事实上面临“进三退二”的尴尬局面。

不过，最近几年时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征进一步增强，中国外汇储备存量几乎没有明显变动，说明中国央行对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干预已经显著下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越来越具备自由浮动的特征。不过，这种自由浮动依然是中国央行严密监控条件下的自由浮动，与真正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依然相差甚远。

总结而言，该阶段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名义汇率调整灵活性有所增强。但本次汇改难言获得全功，汇改时机选择值得商榷。该阶段的汇改没有彻底打消人民币贬值预期，这影响到汇改在资源优化配置中作用的发挥。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经验总结

中国央行寻求市场导向与金融稳定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改道路。评估汇改效果与总结相关经验，有助于为探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汇率制度改革奠定基础，为实现全面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贡献。回顾过去，我们从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四条经验：

（一）采取渐进式汇改策略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采取渐进式汇改策略。根据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汇率并轨、扩大波幅与中间价改革的结构性演进历程。

学者们对采用渐进式汇改策略评价不一。大部分学者认为，采用渐进式汇改策略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具体国情的。在人民币汇汇率制度改革的操作层面，中国央行采取了谨慎的、探索性的试错方法（吴晓求，2018）。

王国刚和林楠（2019）指出，虽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在一段时间内步子慢了点，但基本没有走弯路，没有给国内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再如，管涛（2017b，2021）认为中国当前汇率选择是第三条道路，即“角点解”之外的“中间解”。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改虽然采取渐进式汇改策略，但汇改的方向是一以贯之的。自1994年至今，人民币汇改一直朝着“以市场供求为基准，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方向推进。在历次重要会议精神上都体现了该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渐进式汇改策略有利于中国央行以时间换空间，降低汇改失败带来的负面冲击。对于缺乏对冲外汇波动风险经验的家庭与企业，以及对于外汇远期市场不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渐进式策略的采纳都能够帮助它们逐渐适应并完成转变，降低市场震荡程度。

在渐进式汇改的背后，汇率为实现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引擎平稳过渡的目标，发挥了的“稳定锚”的作用（范言慧和席丹，2018）。不过，渐进式汇改策略也存在不足，一方面，可能产生一些套利空间，例如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汇率价差；另一方面，可能引发一定规模的套利活动，例如跨境套汇。

（二）避免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大起大落

中国央行在汇改过程中通常会努力避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短期内大起大落，来降低汇率超调对外贸与外资造成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在面临外部重大负面冲击时，中国央行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以稳定国内外市场主体预期。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都一度让人民币暂时性盯住美元。

在坚持该经验之下，中国央行在应对外部负面冲击时，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采取因地制宜地的策略加以应对。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然维持双向波动局面。中国央行没有再次选择让人民币盯住美元。

这是因为，时移世易，目前中国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都已建立较为成熟的远期外汇市场，有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

同时，市场主体对汇率风险的认识与敏感度也已显著增强。中国央行在应对外部负面冲击时的策略转变，背后体现了中国在汇率制度改革和外汇市场发展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三）保留适当资本账户管制

中国央行在推进国内金融改革与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通过后者来避免汇率短期内过度波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2015年“811汇改”后，为抑制人民币贬值预期恶化与短期资本外流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国央行显著收紧了对短期资本外流的管制。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等负面冲击，这与中国成功的资本账户管制是分不开的。

目前，中国资本管制格局表现出“宽进严出”的特征。经过数十年的渐进式开放，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已经显著提高，目前在直接投资方面的开放程度最高，在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程度次之，在货币市场、衍生品市场与跨境借贷方面依然保留着较多管制。

下一阶段，中国该采取什么样的资本账户开放策略？一种赞成中国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那么外资将会大量涌入，从而对冲掉中国国内资本的外流，对外汇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有限的。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外资流动的波动性在很多时候超过了内资。例如，当国内金融市场面临内外负面冲击时，内资外流与外资外撤通常会同时发生，而且相互强化。

2022年上半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和美联储陡峭的加息与缩表行为，导致我国在2022年上半年遭遇了大规模资本外流，就充分地说明了上述现象。这就意味着，对中国这样的金融市场尚未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仍在积累的国家而言，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是中国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不能轻易拆掉。

（四）通过国内结构性改革为汇改成效提供有力保障

国内结构性改革会影响汇改效果。如前所述，1994年汇改、2005年“721汇改”和2015年“811汇改”的效果迥异。1994年汇改与2005年“721汇改”似乎要比2015年“811汇改”更为成功。笔者认为，相对于2015年“811汇改”，1994年汇改和2005年“721汇改”更多地受到了重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

1994年汇改之前，邓小平南巡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微观主体信心。2005年“721汇改”之前，伴随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攀升，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创出新高，人民币面临显著升值压力。

但在2015年汇改之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推迟了大规模结构性改革（张明，2020b）。

综上所述，国内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助于增强微观主体信心、推动经济增长、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强势，从而有助于为后续汇改提供有力保障。换言之，人民币汇改的经验教训验证了金融改革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体经济改革成效的观点。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前景和展望

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前景和展望，笔者认为需审慎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第二个问题，当前国内外宏观环境是否有利于汇改终极目标的实现？第三个问题，若是终极目标暂时无法实现，过渡期汇率制度选择及其保障措施是什么？

（一）自由浮动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一步演进方向如何？有学者认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并非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基于现实的次优汇率制度应是对汇率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丁志杰等2018）。最优汇率制度选择并不必然遵循由固定到中间再到浮动的唯一路径，一国政策制定者应根据自身宏观经济情况和国情选择最适宜的汇率制度（路继业和张娆，2021）。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为了实现对外开放，同时还能维持独立货币政策、降低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人民币从有管理浮动走向清洁浮动是大势所趋（缪延亮，2019）。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首先，未来中国必将实施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必须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三元悖论”，这就意味着中国央行必将实施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其次，自由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持续的汇率高估或汇率低估，并降低由于汇率高估或低估造成的资源错配。

再次，中国央行当前实施的三因子汇率中间价定价模型非常独特。从本质上来看，参考收盘价是参考市场供求（Free Floating）；维持对篮子货币汇率稳定是盯住一篮子（Basket Pegging）；逆周期因子则保持了央行干预汇率的能力。

这是三种汇率机制的综合，短期内稳定汇率的能力较强，但也带来了更多的不透明与不确定性，因此注定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汇率安排。最后，从国际实践来看，目前全球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有9位都选择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也将走向自由浮动。

（二）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环境阻碍短期内汇改终极目标的实现

目前人民币汇改进度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缪延亮（2019）提出了人民币汇改的三条路线。

路线一：若宏观条件恶劣、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偏好强，汇改时短暂加强资本管制，待情况改善后再协同推进。路线二：若宏观条件较好、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偏好一般，汇改时同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路线三：若宏观条件和对货币独立性偏好位于前两者之间，汇改时维持资本管制程度不变，待情况改善后再协同推进。

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会根据宏观环境变化，在资本管制和汇率市场化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外部宏观环境较好，则同时放松资本管制和推进汇率市场化。如果外部宏观环境变差，则加强资本管制并暂缓汇率市场化进程。

就当前国内外宏观环境来看，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制度走向自由浮动的情景不太乐观。

从国际环境来看，受新冠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爆发的影响，全球经济逐渐由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与高债务的“长期性停滞”格局切换到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格局。当前疫情演进、中美博弈、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都给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

2022年，为了应对持续走高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开启了自1990年代上半期以来最激进的加息进程。2022年3、5、6、7、9月，美联储分别加息25、50、75、75、75个基点。历史经验表明，伴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从1970年代起美元指数曾出现三轮强势周期，而2015年“811汇改”面临的是“二十年一遇的强美元”（谢亚轩，2019）。

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将对中国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冲击，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负面影响，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保持必要的监管（余永定，2022）。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速探底、系统性金融风险尚未得到根本性控制的局面。从理论上而言，人民币汇率制度走向自由浮动，能够让汇率波动成为抵御各种内外冲击的缓冲垫。但从现实来看，中国央行也对人民币贬值预期与短期资本外流相互强化甚至可能引爆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心存警惕。

事实上，从2014年至今，中国在大多数时期都面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以及误差与遗漏项净流出的局面。目前，中国国内的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债务领域与中小商业银行领域存在着显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旦发生持续大规模短期资本外流，中国政府在消耗掉大部分外汇储备后，就可能不得不通过提高国内利率的方式来稳定汇率，而国内利率显著上升可能引爆房地产与地方债领域的相关风险（张明，2020a）。为防止上述系统性风险暴发，中国政府在短期甚至中期内都必须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余永定，2020）。

笔者认为，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暴发，除了保持必要的资本流动管制外，中国央行依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影响力。基于对中国央行决策制定过程的长期观察，笔者对短期内中国央行走向自由浮动的情景不太乐观。

（三）过渡期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在过渡期内，如何实现汇率既能波动又能大致稳定是汇率改革的关键考量。

有学者指出，中国央行应继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体系，进一步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仅在少数市场异常波动状态下出手，平稳实现清洁浮动（缪延亮，2019）。

余永定（2017）指出，不应过分强调汇率预期的作用，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稳定汇率来稳定汇率预期的政策可能有效，但需付出较大代价。此外，还需加快推动外汇市场建设，在外汇市场引入更多市场交易主体，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和预期（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2020）。

在过渡期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可以考虑如下思路和措施。一方面，就汇率制度选择思路而言，结合历次汇改经验，基于对人民币汇改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浮动，但短期内各类不确定性制约了最终目标实现这一事实的认识，笔者认为，在过渡期内，应遵循渐进式汇改策略，充分考虑市场贬值预期，避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大起大落。

另一方面，就汇率制度改革的措施而言，笔者认为，在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方面，构建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目标区是兼顾人民币汇率弹性与稳定性的有效方法。在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方面，在汇率制度改革与国内结构性改革相配合的基础之上，保留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较为适宜。

1.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

在主导性汇率制度改革方面，构建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目标区可以更好地兼顾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稳定性。下文将从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的内涵、优势、新机遇与应用等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的内涵。在当前汇率制度到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期内，建议构建关于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例如，设定人民币对CFETS货币篮子汇率指数每年±10%的目标区。只要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升贬值幅度处于一年10%以内，中国央行不进行任何干预，让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只有等一年内人民币篮子汇率波动超过正负10%，央行才选择进行干预。

第二，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的优势。区别于现行汇率制度，在过渡期构建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目标区，具有以下三方面好处：其一，有利于增强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的灵活性与透明度。上述机制要比现有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更具弹性。事实上，在年度宽幅目标区上下限内，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央行应坚持不干预外汇市场。此外，年度宽幅目标区制也要比当前的“中间价+篮子汇率+逆周期因子”定价机制更加透明。

其二，年度宽幅目标区制有助于防止短期内汇率大起大落，从而能够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虽然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中已在遵循类似的隐含规则，但这仅为市场猜测。中国央行公开采用年度目标区可以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外汇市场羊群行为的出现。

其三，年度宽幅目标区制的建立有助于人民币汇率走出与美元汇率运动更加独立的行情，这有助于提高人民币作为区域锚货币选择的能力。未来，人民币要成为区域甚至全球的锚货币，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走势要与美元汇率走势存在差异。

如果人民币汇率始终盯住美元，其他国家选取人民币作为锚货币的意义不大。因此，要扩大人民币作为锚货币的占比，关键是人民币汇率要走出独立于美元的行情。

第三，中国央行构建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有助于抓住俄乌冲突爆发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新机遇。目前，俄罗斯、伊朗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对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产生了疑虑，这为中国推动大宗商品进口的人民币计价与结算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人民币资产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在上升，人民币国债与金融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备国际安全资产的特征。

为了抓住新机遇，采取年度宽幅目标区的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不仅可以增加汇率制度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变动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还可以让汇率变动更好地反映市场预期，增加市场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第四，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的应用。从现实情况来看，为了应对俄乌冲突后卢布大幅震荡的情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自2022年3月11日起，人民币兑俄罗斯卢布的即期交易价浮动幅度从5%扩大至10%。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特殊时期的举措也印证了笔者建议构建关于人民币篮子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制的可行性。

2.配套性汇率制度改革

在建立人民币篮子汇率宽幅目标区的过程中，汇改的保障措施不可或缺。笔者认为，保留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是重点，具体可从如下六方面入手：

其一，适当放开对ODI与QDII的管制，改善当前资本管制的“宽进严出”格局。

其二，将资本账户管理与宏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宏观审慎监管有助于缓释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体系安全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

其三，加快人民币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利率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灵活调整，避免形成持续的套利机会与引发资本持续单向流动。

其四，跨境借贷是波动性最高的跨境资本流动类型，央行需对跨境银行借贷保持适当管制。

其五，引入托宾税。采用价格型资本账户管制措施有助于增强资本管制的透明性与可预测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逆周期征税的方式来调节短期资本的异常流动，并实施与资本流动规模挂钩的可变税率（鞠建东等，2020）。

例如，通过对资本外流实施非线性（累进）税收方案，可以降低以汇率大幅贬值、资本外逃和福利损失为特征的危机暴发的可能性（Ju等，2019）。

其六，调整外汇管理的实需原则，增加外汇管理灵活性。严格执行实需原则将会限制企业和个人的用汇需求，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难以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建议实行更为灵活的外汇管理方式，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其他用汇需求，让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真实地反映全方位市场供求。

文章来源：《财贸经济》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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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汇率双轨制

2019年07月25日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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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汇率双轨制经济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价格，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决定性”作用，这是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中国推动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建设的又一重要表述。商品价格与货币价值互为镜像，价格效应的发挥取决于货币价值的稳定，否则就会出现“货币幻觉”，从而导致过渡迂回和资源错配。所以，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均将一般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锚”。但是，在开放经济中，货币还有另外一个“锚”，那就是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前者相当于货币的对内价格，后者相当于货币的对外价格，因为汇率会随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而变化。当货币的内外价格变化不一致时，货币政策便左右为难，具体情况视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政策而定。比如，在出现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时（假如已经升过均衡汇率水平），简单来说，对内，货币政策需要紧缩，利息会上升，而这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可能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收窄（或逆差扩大）。在固定汇率制下，当升值幅度超过一定区间时，就需要央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抛售本币，购进外汇，而这与对内所需要的从紧的货币政策相矛盾。对于中国这样的开放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内物价的稳定，即货币对内价值的稳定。如此，就需要汇率维持一定弹性。这是中国进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逻辑。笔者上篇专栏（《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2019-07-18，澎湃商学院）整体描述了人民币汇率从1949-2019这70年的路径，本文阐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4年浮动汇率制改革之间人民币汇率的故事，更详细地阐述各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第一阶段：1949-1978，固定汇率1949-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1972年以前盯住英镑，1972-1978年盯住一篮子货币，1978年以后盯住美元（管涛，2017）。这一时期基本上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相对应。1971年之前，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之后，美元贬值，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被动升值（参考图1）。图1：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49-1978数据来源：CEIC，BIS，东方证券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币汇率。1952年之前，由于并未设定人民币与黄金的比价关系，加之建国初期的恶性通胀，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1949年，1美元兑80元旧人民币，1950年3月，1美元兑42000元旧人民币，相差525倍。1950年之后物价不断下降，1953年趋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开始企稳。1955年币值改革，按1:10000的比例以新换旧，官方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2.62贬至2.46，人民币一次性升值6%。此汇率一直维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1971年8月，尼克松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美元进入贬值区间，人民币汇率也改由参考一篮子货币决定。随着美元汇率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本轮周期的顶点是1980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平均汇率升至1.45，升值幅度达41%。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大宗商品研究局编制的美元指数从120降至85，贬值幅度为29%。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从145降至120，降幅17%，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45降到103，降幅29%。可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幅度超过了美元的贬值幅度，从而导致人民币被高估。计划经济时期，一方面，经济开放度不高，贸易规模较小；另一方面，外贸部门采取的是“进出核算，以进贴出”的内部核算方式。所以，经济对人民币汇率高估的容忍度较高。改革开放之后，贸易经营权被下放到部委和地方外贸公司，汇率高估压缩了贸易的利润，企业出口积极性不高，财政补贴压力大，结果就是外汇短缺。1980年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2.96亿美元。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二阶段：1979-1994，汇率双轨制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标志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布局。在此期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价格的双轨制，包括汇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汇率双轨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贸易内部结算价与官方牌价的双轨制（1981-1984），二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双轨制（1985-1994）。在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之前，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不同阶段扮演着“锚”的作用，官方汇率向其不断收敛。整体而言，美元汇率先升后贬，人民币官方汇率和有效率汇率指数均不断下行（参考图2），并向美元指数收敛，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在后期出现一定超调。图2：双轨制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79-1994数据来源：CEIC，BIS，东方证券改革开放初期，汇率高估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出口创汇，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汇率体制，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的汇率双轨制。其中，贸易内部结算价按1978年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浮10%定价，设定为1美元兑2.8元人民币，非贸易官方牌价延续以前的定价模式，按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而得。双重汇率制于1981年正式实施。期初，人民币官方牌价——1.5元人民币/美元——远高于贸易内部结算价。相对低估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调动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外汇储备开始不断积累，1981年由负转正（27.08亿美元）。但是，双重汇率制有其天然的缺陷。一方面，汇率双轨制为无风险套利创造了空间，行为人在结汇时会选择较高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而在购汇时选择价格较低的官方牌价，由此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和官方外汇供给短缺的局面。另一方面，1981-1984年，贸易内部结算价固定不变，而官方牌价却随着供求状况和通胀水平不断调整。较低的官方牌价导致供不应求，再加上较高的通胀，人民币不断贬值，外汇不断升值，官方牌价不断向贸易内部结算价收敛，至1984年底重合（参考图3）。在此过程中，相对低估的贸易内部结算价的汇兑优势不断消减，国际收支顺差转为逆差，外汇储备开始下降。1983年是外汇储备是阶段性高点——89.01亿美元，之后不断下降，至1986年变为20亿美元。官方汇率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名存实亡。当局于1985年取消了官方牌价，实施以贸易汇率为基础的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制。但汇率双轨制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图3：双重汇率制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资料来源：丁志杰等（2018），国家外汇管理局进口需求和外汇短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对矛盾，为激发单位出口创汇的积极性，1979年开始实施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允许创汇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一定的外汇使用额度，留成比例依收入的性质和地区而异。这就产生了外汇调剂的需求，官方市场与外汇调剂市场并存，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这才是通常意义上的汇率双轨制。外汇调剂业务始于1980年10月，由中国银行开始办理外汇调剂业务，价格以贸易内部结算价为基础上浮5%-10%，但官方有限价。1985年下半年深圳等地外汇调剂中心成立，10月上海开始进行外汇调剂价格试点，1988年4月上海成立第一家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引入会员制和公开竞价成交方式，调剂汇率限价逐步取消，开始自由浮动。至1993年底，全国各地共建立了121个外汇调剂中心，其中18个是公开市场。（丁志杰等，2018）由于国内经济过热，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1993年2月恢复了调剂市场的限价，但这并没有遏制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反而强化了贬值预期，人民币汇率不断下行。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以市场化的方式调控外汇市场，抛出外汇储备，并再次取消了调剂市场的限价，恢复汇率自由浮动。转轨时期，官方汇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估的水平，并不断向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收敛，其中有3次大幅贬值，分别是1986年7月5日，从3.2贬到3.7，贬值幅度15.6%；1989年12月16日，从3.7贬到4.7，贬值幅度27%；1990年11月17日，从4.7贬到5.2，贬值幅度为10.6%；这是由外汇整体稀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一度超过了10元人民币/美元。1994年汇率并轨前，在央行的干预下，外汇调剂市场上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8.7，官方汇率为5.8，但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额占比为八成。汇率双轨制是经济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安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只要货币的相对价格不止一种，就一直会存在无风险套利的空间，致使汇率均衡难以实现。外汇调剂市场不仅发挥了调剂外汇余缺的作用，还为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试验场。1991年初开始，前期宽松政策的通胀效应开始显现，消费者物价水平不断上涨，至1994年11月，CPI同比最高上涨到了27.5%。货币政策如何兼对内抑通胀和对外稳汇率的双重目标，成为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权衡，使得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重估箭在弦上。（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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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_澎湃商学院_澎湃新闻-The Paper

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_澎湃商学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邵宇、陈达飞2019-07-18 07:39来源：澎湃新闻 ∙ 澎湃商学院 >字号货币有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它们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值、时间价值和对外价值（丁志杰等，2018），也可以将其分别理解为货币之于商品的价格，货币作为金融资产的价格和货币的相对价格。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理论之所以艰涩难懂，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货币有多重价格，彼此掣肘，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种价格，都足以耗费研究者一生的精力而无暇他顾。正如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与前首相格莱斯通（Gladstone）爵士说的，“因专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爱情所愚弄的人还多”。值“8•11”汇改4周年之际，本专题——人民币汇率70年——以汇率为切入点，力求厘清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国际收支平衡、资本账户开放、外汇储备积累、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的关系。本文首先阐述人民币汇率从因变量向自变量转型的全图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价格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特征之一，必须发挥调节供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作为货币的一种价格的人民币汇率从由官方决定转由市场供求决定，从政策目标变为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工具，从失衡的水平不断回归均衡，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绩效的一个表征和背书。图1是人民币汇率70年全图景，图中也画了美元汇率指数作为参照。右轴显示的是美元对人民币的双边汇率，逆序展示，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左轴为人民币（CNY）和美元（USD）的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由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其中，NEER是基于双边贸易加权的综合汇率指数，REER在NEER的基础上考虑了相对物价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所以，它们是衡量一国出口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REER代表真实的竞争力，数值越大表明本币的相对价值越高，有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REER与NEER统称为有效汇率指数）图1：人民币汇率70年（1949-2019）：从发散到收敛数据来源：CEIC，BIS，东方证券REER与NEER的关系，可用公式表达如下：其中，〖REER〗_RMB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NEER〗_RMB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CPI〗^*为中国的贸易伙伴的一般物价水平，CPI为中国国内的一般物价水平。对数变换并对时间求导后可以得到：可以理解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加上贸易伙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减去中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所以，如果人民币REER的增加幅度大于NEER的增加幅度（括号内等式左边大于零），就可以判断出中国贸易伙伴国的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大于中国国内的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或前者的物价的下降幅度小于后者，或前者上涨后者下降。如果人民币REER的下降幅度大于NEER的下降幅度（括号内等式左边小于零），则可判断中国贸易伙伴国的物价水平涨幅较低，或降幅较大，或者是国外物价下降，国内物价上涨。总而言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与本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化和国外物价水平变化成正比，与国内物价水平成反比。对比同一种货币的REER和NEER走势，可以整体上判断其与贸易国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对比两个不同国家的NEER或REER的变化，则可以判断出口商品相对竞争力水平的动态关系。若美元REER（或NEER）增幅高于人民币REER（或NEER），这相当于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更高，整体而言，美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要大于中国。有时候，实际有效汇率还会考虑到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国内推行减税降费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的货币贬值的方式，更显性的方式是出口退税。对比同一种货币的NEER和REER走势，可以整体上判断其与贸易国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对比两个不同国家的NEER或REER的变化，则可以判断出口商品相对竞争力水平的动态关系。若美元REER（或NEER）增幅高于人民币REER（或NEER），这相当于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更高，整体而言，美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要大于中国。过去7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均可表述为从发散到收敛（参考图1）：第一，人民币和美元各自的NEER与REER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收敛，其中人民币在1994年汇率并轨后开始收敛，美元相对较晚；第二，人民币与美元的有效汇率指数也呈现收敛状态，观察图形可见，更多的是人民币向美元收敛。虽然这与基期（2010年）的选择有关，但2010年之后的走势可以看出，发散重归收敛。第三，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向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收敛。长周期来看，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可以看作是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中枢，牵引着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围绕其波动。这与汇率政策调控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与人民币有效汇率保持同步。这表明市场供求起到了更显著的作用，这是汇率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体现，也是改革的既定目标，但不排除在汇率波动较大时暂时盯住美元。如2008年9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资金大量流出新兴市场，中国也不例外。为了防止人民币形成单边贬值预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就被稳定在6.83左右，一直持续到2010年6月。第四，2015年“8•11”汇改之后，美元对人民币双边汇率、美元有效汇率和人民币有效汇率加速收敛，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性较高。“8•11”汇改确立了新的美元兑人民币双边汇率的中间价定价机制。在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之下，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贬值趋势，故汇率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调。之后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贬值幅度超过了人民币有效汇率。从日度数据来看，2015年8月10日到2016年12月16日，美元兑人民币双边汇率从6.12升到了6.95，16个月之间，人民币贬值13.5%，而同期人民币NEER和REER的贬值幅度分别为6.8%和6.4%（2015年8月到2016年12月月均数据）。均衡汇率是个理论概念，但它只能在市场中被决定。上述收敛过程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及其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单边贬值和升值的趋势和波动后，已进入双向波动的区间，人民币汇率离“均衡汇率”渐行渐近。人民币汇率70年，由发散到收敛，由人为设定的政策目标转变为市场决定的价格指标，既在市场中被决定，也起到调节市场供求的关系，发挥着价格应有的功能。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它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固定汇率制；1979-1993年转轨时期的汇率双轨制；1994-2005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及2005年开启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2019年8月11日是“8•11”汇改4周年，2019年也很可能成为中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元年。从季度数据来看，2018年第1季度的国际收支差额/GDP的比例为-1.09%，为2001年三季度以来的首次，2019年1季度为1.54%。从年度数据来看（参考图2），2018年该比例为0.55%，为加入WTO之后的最低水平。如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发酵，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将加速转变为顺差与逆差的交替。当然，这也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值得强调的是，这恰恰表明国际收支从失衡到均衡的回归，国际收支的均值回复也反映出汇率更加合理。同时，对外均衡也是内部均衡的镜像。图2：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数据来源：CEIC，Wind，东方证券回顾人民币汇率70年的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价值规律始终是有效的，违背价值规律的改革措施始终是难以为继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贸易的开展，但偏离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刺激了套利交易的兴盛，导致大量资金的跨境流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调节内外平衡，也在于缓解全球失衡，还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转型势在必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的年报统计，在192个成员国中，只有31个国家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其中发展中国家只有4个（索马里、俄罗斯、墨西哥和智利），如此看来，浮动汇率制好像并非“主流”，但在这31个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中，27个是发达国家，而且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国家。在IMF统计的7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和选定的5个SDR篮子货币发行国也都选择了浮动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的改革方向）。值得强调的是，浮动汇率制不应被视为一种信仰，它不等于放任自由。没有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汇率制度，也没有适合一个国家所有时期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改革是汇率从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转变的过程，内生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当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体到开放经济体，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与资本往来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汇率浮动的必要性就会越来越高。作为1994年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经过过去20多年的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中间价形成机制更加合理，整体水平更加均衡，调节外汇供求和内外失衡的功能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还需要持续推动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定价方式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态化的、直接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转而使用间接调控工具进行干预；还要发展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解决境内外外汇市场发展不一致的问题，这又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并非单兵突进，而是与其他改革措施协同推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下一站，将更多的体现为汇率之外的改革。注：本文计算的人民币贬值幅度与美元升值幅度等价，实际上是一种估算，精确算法应该将汇率表示为间接标价法而后计算。（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责任编辑：蔡军剑校对：张亮亮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流动性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顺差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人民币汇率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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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现行汇率

2争议

开关争议子章节

2.12019年被美国认定汇率操纵国

3各年份官方汇率中间价

开关各年份官方汇率中间价子章节

3.1主要国际组织汇率（兑美元）

4购买力平价

5当前 CNY 汇率

6参考文献

开关目录

人民币汇率

2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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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自诞生以后，一直属于非自由兑换的货币，其汇率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仅作为调控进出口贸易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手段。人民币汇率大致分为二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汇率和改革开放后的汇率。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从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币汇率不以黄金为基础，实行管理浮动制，物价为确定汇率的依据；从1955年3月至1971年11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稳定时期，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内维持在2.4618元水平（1美元兑换）；从1973年到1979年间，人民币汇率只做过几次调整，到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684元（1美元兑换）[1]。

改革开放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挂牌价和调剂价的双轨制阶段、汇率并轨后的柔性盯住美元制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刚性盯住美元制阶段、2005年7月21日的汇率制度改革。从1979年至1994年汇率双轨制阶段是人民币贬值幅度最大的时期，由1979年的1.555元（1美元兑换）贬至1994年的8.619元（年度均价），贬值幅度达4.5倍。在汇率双轨制期间，还存在表面上面额与人民币等值的外汇兑换券。由于外汇汇率与官方挂牌价格存在极大的利差，期间存在被政府禁止的外汇黑市。初期以炒卖外汇兑换券为主，之后直接炒卖外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定价过高，外汇（外汇兑换券与外币）黑市价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汇率，前期最高相差近一倍；随着官方对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渐渐回落直至接近官方挂牌价；进入1990年以后，场外交易的（黑市价）外汇价格转向弱低于官方挂牌价，与此同时，外汇兑换券渐渐淡出市场。从1994年开始到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兑美元一直维持在8.27元以上（1美元兑换）。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和其他渐渐进入升值阶段。2005年改制之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固定在1美元兑人民币8.2765元，宣布放开的次日（7月22日）兑美元中间价直升至8.11元，当年最后一个交易日8.0702元，当年升值幅度达到2.56%。尽管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不明，各国货币兑美元遭遇贬值，唯独人民币一枝独秀，人民币兑美元和其他货币全面升值，到2013年11月20日，与改制前相比，兑美元中间价升至6.1305元，累计升值超过三分之一，达到35%；兑欧元升值20.26%，兑日元升值19.62%[2]。

现行汇率[编辑]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的系列规定为基础，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宣布当日，规定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中间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规定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在中间价上下1.5%内浮动，美元对人民币外汇挂牌价现汇买卖维持中间价的上下0.2%浮动，现钞买卖维持上下1%浮动[3]；央行9月23日发出通知[4]，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允许上下3％的浮动，取消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现汇和现钞挂牌买卖价差幅度的限制。

争议[编辑]

2019年被美国认定汇率操纵国[编辑]

参见：中美贸易战和汇率操纵国

美东时间2019年8月5日，美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汇率操纵国。[5]根据美国通过公共律法100-418里头的第3004章节表示，中国目前情况符合汇率操纵国是利用回避有效的贸易顺差来获得不公平的一种竞争优势的标准。而通过去年的贸易统计，中国的贸易平衡已经符合了美国财政部对汇率操纵国中的三项标准中的其中两项标准[6]。

然而有经济学者认为[7]，美国的决策者和大部分的法律的制定者忽略了两大问题：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占有大份额的贸易顺差且本国储蓄的数额非常高，与此同时相反的，美国这是持有世界上最大份额的贸易逆差同时本国的储蓄数额非常的低，甚至在本国贷款数额方面非常庞大。另一方面，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平衡来看，两国处于一种互补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完全归咎于汇率的操控，所以在公平方面还是有所争议。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兼资深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8]，美国针对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定义是一种恐有虚名的恐吓，并不能起到真正的威胁。而对市场的干涉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除非是诸国协同美国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9]。有分析称，美国此时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除牌”，是为了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而向中国“示好”之外，同时降低或转移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国内面临的弹劾案以及2020年1月3日因卡西姆·苏莱曼尼被美军刺杀而导致的美伊关系恶化的焦点。故不愿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签署之前横生枝节，因此采取较缓和的措施[10]。

各年份官方汇率中间价[编辑]

官方人民币兑主要货币年均价（中间价）[11][12][13][14][15][16][17]（100外币兑换人民币）

年份

美元

日元

港元

欧元

澳门币

2021

645.15

5.8735

83.00

762.93

2020

689.76

6.4626

88.93

787.55

2019

689.85

6.3347

88.052

772.55

2018

661.74

5.9890

84.428

780.16

2017

675.18

6.0244

86.643

763.03

84.11

2016

664.23

6.1243

85.578

734.26

83.19

2015

622.84

5.1543

80.342

691.41

78.89

2014

614.28

5.8196

79.218

816.51

77.11

2013

619.32

6.3323

79.845

822.19

76.88

2012

631.25

7.9037

81.376

810.67

78.98

2011

645.88

8.1050

82.968

900.11

80.72

2010

676.95

7.7279

87.130

897.25

84.62

2009

683.10

7.2986

88.123

952.70

85.56

2008

694.51

6.7427

89.190

1,022.27

86.61

2007

760.40

6.4632

97.459

1,041.75

94.70

2006

797.18

6.8570

102.620

1,001.90

99.75

2005

819.17

7.4484

105.300

1,019.53

102.27

2004

827.68

7.6552

106.230

1,029.00

103.17

2003

827.70

7.1466

106.240

936.13

103.19

2002

827.70

6.6237

106.070

800.58

103.03

2001

827.70

6.8075

106.080

103.03

2000

827.84

7.6864

106.180

103.15

1999

827.83

7.2932

106.660

103.58

1998

827.91

6.3488

106.880

103.77

1997

828.98

6.8600

107.090

103.97

1996

831.42

7.6352

107.510

104.38

1995

835.10

8.9225

107.960

104.82

1994

861.87

8.4370

111.530

108.28

1993

576.20

5.2020

74.410

72.24

1992

551.46

4.3608

71.240

69.17

1991

532.33

3.9602

68.450

66.46

1990

478.32

3.3233

61.390

59.60

1989

376.51

2.7360

48.280

1988

372.21

2.9082

47.700

1987

372.21

2.5799

47.740

1986

345.28

2.0694

44.220

1985

293.66

1.2457

37.570

1984

232.70

0.9780

29.710

1983

197.57

0.8318

27.360

1982

189.25

0.7607

31.150

1981

170.50

0.7735

30.410

1980

149.84

0.66

30.15

1979

155.49

0.71

31.35

1978

168.36

0.81

36.16

1977

185.78

1976

194.14

1975

185.98

1974

196.12

1973

198.94

1972

224.51

1971

246.18

主要国际组织汇率（兑美元）[编辑]

1981年以来，1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主要年份主要国际组织人民币兑美元均价（1美元兑换）

年份

世界银行[18]

联合国及IMF[19]

中国官方[11]

2021

6.4515

2020

6.8976

2019

6.9084

6.8985

2018

6.6160

6.6174

2017

6.7588

6.7518

2016

6.6445

6.6423

2015

6.2275

6.2284

2014

6.1434

6.1428

2013

6.1958

6.1932

2012

6.3123

6.3125

2011

6.4615

6.4588

2010

6.7703

6.7695

2009

6.8314

6.8310

2008

6.9487

6.9451

2007

7.6075

7.6040

2006

7.9734

7.9718

2005

8.1943

8.1917

2004

8.2768

2003

8.2770

2002

8.2770

2001

8.2771

8.2770

2000

8.2785

8.2784

1999

8.2783

1998

8.2790

8.2791

1997

8.2898

1996

8.3142

1995

8.3514

8.3510

1994

8.6187

1993

5.7620

1992

5.5146

1991

5.3234

5.3233

1990

4.7832

1989

3.7651

1988

3.7221

1987

3.7221

1986

3.4528

1985

2.9367

2.9366

1984

2.3200

2.3270

1983

1.9757

1982

1.8925

1981

1.7045

1.7050

1980

1.4984

1979

1.5550

1978

1.6836

1977

1.8578

1976

1.9414

1975

1.8598

1974

1.9612

1973

1.9894

1972

2.2451

1971

2.4618

1970

2.4618

1969

2.4618

1968

2.4618

1967

2.4618

1966

2.4618

1965

2.4618

1964

2.4618

1963

2.4618

1962

2.4618

1961

2.4618

1960

2.4618

购买力平价[编辑]

本条目所列购买力平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概况（World Economic Outlook，简称WEO）发布的各国GDP（本币与购买力评价）综合推算。WEO数据每年发布2次，分别于4-5月，或9-10月。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估算，2006年以前大大高出实际太多，自2007年开始调整至现在水平。由于涉及物价上涨带来的变化，每次发布的WEO数据对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估算有细微调整（1国际元折合人民币元；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值，根据IMF不同时期发布的WEO数据推算，保留4位数[20] ）。

1980年以来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推算值（1国际元折合人民币，推算值保留4位小数）[20]

年份

IMF WEO 数据更新时间

201304

201204

201109

201104

201010

200910

200810

2012

4.1862

4.2382

4.1314

4.0825

3.9749

3.7210

3.9959

2011

4.1846

4.1731

4.0492

4.0662

3.9366

3.7113

3.9415

2010

3.9642

3.9643

3.9327

3.9460

3.8620

3.7139

3.8823

2009

3.7671

3.7603

3.7593

3.7638

3.7241

3.7930

2008

3.8231

3.8224

3.8210

3.8217

3.7932

3.6936

2007

3.6264

3.6245

3.6220

3.6226

3.6141

3.5471

2006

3.4668

3.4661

3.4652

3.4655

3.4603

3.4617

2005

3.4476

2004

3.4032

2003

3.2667

2002

3.2512

3.2505

3.2521

3.2551

3.2522

3.2513

2001

3.2842

3.2839

3.2855

3.2886

3.2858

3.2888

2000

3.2908

3.2902

3.2922

3.2950

3.2926

3.3000

1999

3.2951

3.2935

3.2955

3.2983

3.2960

3.3038

1998

3.3867

3.3844

3.3865

3.3893

3.3870

3.3942

1997

3.4556

3.4522

3.4544

3.4573

3.4549

3.4615

1996

3.4641

3.4607

3.4630

3.4659

3.4635

3.4667

1995

3.3169

3.3133

3.3156

3.3184

3.3159

3.3188

1994

2.9778

2.9747

2.9759

2.9784

2.9770

2.9777

1993

2.5206

2.5184

2.5194

2.5215

2.5202

2.5214

1992

2.2372

2.2359

2.2368

2.2387

2.2377

2.2408

1991

2.1167

2.1147

2.1155

2.1173

2.1164

2.1179

1990

2.0508

2.0493

2.0503

2.0520

2.0509

2.0514

1989

2.0132

2.0110

2.0118

2.0135

2.0132

2.0131

1988

1.9254

1.9233

1.9240

1.9257

1.9248

1.9254

1987

1.7768

1.7749

1.7756

1.7771

1.7758

1.7764

1986

1.7387

1.7368

1.7375

1.7390

1.7373

1.7354

1985

1.6966

1.6947

1.6954

1.6969

1.6961

1.6933

1984

1.5861

1.5844

1.5850

1.5863

1.5853

1.5833

1983

1.5683

1.5665

1.5672

1.5685

1.5671

1.5654

1982

1.6141

1.6124

1.6130

1.6144

1.6128

1.6112

1981

1.0073

1.0062

1.0066

1.0074

1.7478

1.7474

1980

1.2251

1.2238

1.2243

1.2253

1.8695

1.8602

当前 CNY 汇率

根据Google财经：